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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不扁的玫瑰》 终将在曙光中迎接春天

《压不扁的玫瑰》 终将在曙光中迎接春天

Photo from Flickr by d!zzy

回想我跟杨翠首次见面,距今已是四十多个年头了。当时,我在《幼狮文艺》打工,奉主编之命前往东海花园採访杨翠的阿公杨逵先生,在大邓伯花迎风摇曳的花架下,当时犹然稚龄的杨翠就睁着一双大眼坐在小板凳上静静聆听。那次去採访了杨逵先生后,洋洋洒洒写完採访稿,却基于某些禁忌,有疑虑的部分都被主编删削殆尽,让我感到万分挫折,也深觉对不起杨老先生一整个午后的恳谈。于是,在寄奉刊登了採访稿的杂誌的同时,我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深致歉意。

当时,在给杨逵先生的致歉信里,我写了:「为了某种不得已的因素而无法原文刊登,希望多加担待。下次回台中时,再当面请罪」之类的话,没料到这封信连同其他的几封给别的作家的信全被在警总任职的一位痖弦主编的学生影印了,并在信中某些敏感字句旁涂抹了鲜艳的红线寄回社里﹔他警告主编要约束我这位「天真」的编辑,不得狂言妄语,否则难免牢狱之灾,这是我首次见识了警总的文网之密及白色恐怖的可怕。

过没多久,万年国代成为历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国会全面改选;释放政治犯……在反对运动者的努力与全民的期待下,一桩桩、一件件的保守或不公不义都日趋合理,我当初的疑惧才逐渐冰释。传统的势力永远存在,看似牢不可拔,却也输给了改革的毅力;而在前人的努力下得到的成果,似乎并不为所有人所记忆,但走过岁月的我是记得的。

当太阳花运动展开时,外头的世界已整个变得沸沸扬扬的,课堂上,师生同等张惶;课堂外,在济南路、在凯道上、在青岛东路上,我们在拥挤的人潮中师生对视,心领神会反倒都觉安心。我鼓起勇气应邀走上济南路的讲台慷慨陈辞,不知怎的,竟语带哽咽。

走路回家时,穿行台北街头,绍兴南路安静无声,但车流的灯火闪烁,我默默地走着,感受巨大的寂寞。那些我当年教过的军校学生,我如此珍视与他们的相遇缘会,那曾经是我被禁锢的青壮灵魂最寄予厚望的纯真学子,如今或退休或在职,却奇异地因想法背道而言语扞格,师生的距离在脸书上竟越来越远了。

我在脸书上、在报纸上看到他们不断徵引美国人讲究秩序的反对运动,但似乎都刻意遗忘早年美国人在社会议题的抗争的激烈。当年反越战时,那些 flower children 拿一朵花在枪桿子前的照片、旧金山同志的石墙运动……难道都是手拉手温柔的抗议?还有一些人总是歌颂美国可以恣意逮捕、任意殴打的警察权,但似乎刻意迴避威权的解体、平等的获得,都是因为坚定的抗争才得来,绝非警察权的过度动用。

我在脸书上苦口婆心反驳:十九世纪美国南方虐待甚至虐死黑人是合法的,因为黑人是私有财产,但合法与非法,还得回归有没有正当性,不是只要合法就行了,法律得随着时代的轮轴运转改变。电影《自由大道》里的同志哈维,《自由之心》中的索罗门的血泪创伤……电影具体呈现了时代的痛;我们在电影院里为这些真人真事改编的人生流下同情的眼泪,却在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世界后,强调警察打人的必须,这不是太荒谬了?

太阳花运动落幕了,我还在不停地思考,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们明白老师的苦心?我在杨翠这本书里找到了部分答案,看似温柔的杨翠,其实内里刚强;迷糊行为不断的她,论述意外地井然,且深具说服力。而说到魏扬这位可畏的后生,经过许多的努力和这一场充满刺激性的洗礼后,似乎已逐渐将自己锻鍊成一位俯仰无愧的冷静领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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